因为台风，我不能够直接到达上海了。是可以在库车再修整等一天，不过想了想，直接出发先到西安也不错，路过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具体参观过。

看过了钟鼓楼，博物馆，又前往了大雁塔，把我能想到的西安景点逛遍后，还是来到了西交。

感谢罗博文和他弟弟，联系后也是成功进到了西交。也还好我提前联系了，我曾天真的以为“交通大学学生证一卡五通”这种说法，不过门口的大爷似乎并不买账，或许有给我暗示吧，总之就是不让我进去。

快速游遍了其他地方，我当然还是更乐意前往与上交大更有渊源的西迁博物馆。1956年，交通大学主体开始从上海西迁。原因据说有二，一种是因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形势紧张，另一种是因为一五计划的需要，即将工业布局从沿海搬到内地，实现全国各地工业的均衡发展。

我无意去深究具体的原因，只是知道中央决定从沿海城市迁走一批大学，交通大学就是其中一个，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。若交大迁不走，对于整个计划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在我来此之前，我只是隐约察觉到些许不对劲，疑点其实也很明显，一是在1957年，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交通大学分设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，短短一年西迁计划便变成了分治二校。二是在上交的宣传中，重点似乎就是听从党指挥，奉献牺牲，以及几个中央文件。侧重点疑似过分的集中。

也正有这种疑惑与好奇，驱使我来到了西交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些许不同的宣传方向

这里，强调的似乎是一种正当性。看到宣传，你会感觉社会各界全力支持，歌颂赞扬着西迁，交大师生欢歌载舞奔赴西安。我当然无意质疑有理想的前辈们，但这种这种过分强调的宣传非常不对劲，令我十分的不安。

这种不同驱使疑惑又回来了，如此受到师生欢迎为何一年便开始分治二校，社会欢歌载舞下，交大普遍学生又是怎样的声音？答案似乎呼之欲出了，查找了一些资料，引用自国内媒体

交通大学的西迁方案产生了争议，尤其是第一批教职工的意见最大。他们虽然一开始支持西迁，但到了西安后，却发现西北地区的条件实在太差，且西迁对交通大学的发展非常不利。因此，他们开始游行和罢课，这些意见直接影响了第二批教职工的西迁工作

基本的批判精神还是要有的，国内尚有如此文章，那反对的人数自然不在少数。

在迁校期间，本来被归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内迁之争，随着反右的斗争的开展及其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，一些过去反对迁校的声音被收集为反革命言论，一些发表过反对迁校看法的人被划为右派遭到迫害。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这些人才被陆续平反。

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彭康，因为说过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能形式化，加上其在交大迁校时听取不迁意见的作为，在文革中被以“攻击诬蔑毛泽东思想”，是“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”加以批斗。1968年3月28日，彭康在一次游街中被批斗致死，直到1978年6月24日才得平反。

根据时任西安交大档案馆馆长凌谷安主编的《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（1896~2000）》的描述，1956年底迁到西安的教师537人，占1956年底教师总人数767人的70%。1956年、1957年毕业的两届毕业的新教师，其中80%分配在西安部分工作，1956年入学的新生2133人，全部到西安报道。1954、1955两级学生2291人陆续迁西安，占全校学生人数81.1%；至10月底图书迁移14万册，占藏书73.9%，大部分设备也迁西安”。

不愿去多想，但也忍不住多想。时代洪流下的一滴不由己的水滴此刻展现的淋漓尽致。看似能够掌握方向，不过也就是随波逐流罢了，曾经年代顶尖的工科生是如此，青年百姓如此，如今也是如此。

上交不愿宣传的部分，是出于其对于今天其政治需求的考量，不好宣传，不能宣传，就把其相关内容全部删去。西交这种宣传，颇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或许所有政治都是如此，越是重点宣传的部分越恰恰是其缺失的部分。

历史或许也该如此，一家之言足以掩盖太多东西。对于同一件事，不同的记载也可以体现其对于当下的政治需要。我不经联想到，初中老师介绍，新航路的开辟就是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阻断了陆运，为了货运中国因此开辟了新航路。对于我的感受，似乎就是为了强行把中国加入世界近代史一般，证明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渊源。单方面的历史总是不足的，感觉也总是错误的，或许有朝一日前往西班牙，找到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，才能够解开我的疑惑吧。